一、由天然气增速回落谈起 

约在5、6年之前，中央关于电力与油气改革提出了“放开两头，管住中间”的目标。近几年也有零星区块由非油气企业中标开采，但上游仍是3~4家国有油企一统天下。油气田从勘探开采到规模化生产是一个高投入、长周期的投资领域，放开上游必定有一个过程。而下游城网30年前地方政府已授予特许经营权，一些工业园区、乡镇给了一些新入行的企业，城市主城区的经营主体岿然不动，放开下游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目前的放开两头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空放。“管住中间”从国家管网公司初步公开的运行机制来看也十分渺茫，国家管网公司的定位是只管运输，不赚差价，不管销售。有人贴切的形容为“搬运工”，“搬运工”唯一能管的是搬运费（当然公平开放，互联互通的作用不可磨灭），类似于重庆火车站的棒棒军。这种运行机制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少麻烦，例如供大于需时该给谁搬不该给谁搬。自然而然又出来一个“管容”分配和“管容”交易问题。天然气交易由用户去拍，管容交易由供方所拍，两拍结果如不一致又该如何运作？管容交易当然是出价高者优先摘牌，这些费用最终无疑要转嫁给用户，与国家管网公司成立的初衷—平抑管输费的目标相背，放开两头可能抵消了国网带来的红利。还有多长时间拍卖一次？频繁的气价交易和管容交易将给上游、下游、用户带来无尽的烦恼，上游、下游、用户连续生产、稳定供应才有效益。如此这般折腾谁还敢用气，就是握有主动权的上游在淡季安排生产时也要三思而行。谁还愿意在国网开口，开口有用吗？还有每年让官员和百姓高度紧张的冬季保供，谁来分配指标谁来有效调度，是依靠交易拍卖吗？

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国家管网公司尚未正式运作，却使人感觉到险象环生，出师不利。随之不能不进一步发问：暂不论两头是否放开，仅靠一个能管住运费的“搬运工”就说“管住了中间”？这是不是有些滑稽？国家管网公司挂牌之际，某些高层智囊团专家宣称这是根本性的改革，请问到底从根本上改变了什么？如此改革，还不如当初管好油企，协调好油企之间的关系更好一些。

笔者认为根据“管住中间”的政策原则，国家管网应像粮食紧张时期的中央粮库，统一气价、统一运费、合理分配、有序调度。

天然气发展短短的两年时间从爆发式增长到平静如水，个中原因值得回味。2017年的气荒事件使环保部门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，导致环保政策一路弱化，从煤改气转为煤改电，再到直接“宜煤”。没有了环保政策的保驾护航，增量气、非居用气的价格偏高，冬季供应又无法保证，天然气消费市场自然衰落到这般境地。非居用气约占整个消费量的76%，非居用气发展放缓，行业问题凸显。

价格市场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硬性条件，包括主体多元化和供量大于需求。二是软性条件，即“公平、自愿”的交易原则。目前不具硬性条件，更谈不上公平自愿的原则。在市场化条件尚不具备的现实下，强行推广天然气交易，只能推高价格。而价格是一把双刃剑，从而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。

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完全市场经济，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果皆源于制度的优势。近几年来美国恶意宣扬中国威胁论，处处打压我国。美国并非不清楚我国当今的科技、经济、军事实力仍与其有较大的差距，而是中国制度保障的发展势头使他们恐惧。制度优势这块尚方宝剑被别人攻击不足为奇，称奇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济学家不断地钝化，甚至想丢掉。成龙先生有一句名言“中国人是需要管的”，沿之而用，“中国的事情是需要人管的，中国的国计民生事情更需要人管的”。这些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需要政府管理、监管。例如美国为天然气事业制定的法规最多，对天然气井口气的价格管制长达44余年。更重要的是此期间加大上游开采，建设洲际管道，培育下游市场，完善交易法则等，做足了功课才全面放开。有人宣扬政府管制价格就是倒退，市场经济就应由市场决定资源，但他们忘了天然气因经济性的原因，消费市场的繁荣实际上是环保政策的功劳，并不建立在公平自愿的交易基础上。某些主管官员也认为资源稀缺难以管理，通过市场交易免除政府责任。这是一种懒政行为，图省事不见得能省事。近期有人将天然气消费市场的衰落归结于疫情和经济低迷，其实2019年的增速与疫情没有任何关系。要说疫情影响只能算在2020年的账上。天然气增速和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关联性，但在我国因为环保问题关联不是太大。2017、2018两年我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在7%以下徘徊，天然气增速却是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。天然气增速回落是环保政策减弱，气价偏高，不保证供应的原因。

“放开两头，管住中间”的改革政策主要是指市场准入，并非放开价格和资源分配。退一步进百步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，并非政府要长期主导。今天从不成熟的市场化后退一步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全面退出，“放开两头，管住中间”的改革目标正确，更重要的是作业程序要正确。

能源行业混乱的原因在于体制不顺。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是国资委管油企，发改委管能源，一个要保值增值，一个要保供和谐，不对称的管理是问题的根源。笔者曾不止一次在官媒上呼吁成立“大而统”的能源部，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管理部门，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，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，我国的清洁能源事业注定步履艰难。

政府管理首要任务是管制价格，价格管制不光是抑制价格，在供大于需时也要防止恶性竞争，使企业保持一定合理的利润，避免整个行业大滑坡。天然气行业的价格管理必须设置联动机制，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上、中、下游和消费者应共克难关。

天然气是我国现实情况下的主体清洁能源，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，在经济低迷时期尤显作用重要。天然气的总体发展战略格局要大，格调要高，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看问题，不仅要看到它的绿色作用，还要看到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造血作用。站在产业链的上、中、下游角度，要从长远利益看待问题，不是靠价格获取利益，而是靠规模获得效益。如前说述，天然气发展空间约有3065亿方，平均每年增长500亿方，整个行业将是一派兴旺景象。疫情给我们上了一课“活着真好”，将这句话套用企业生存同样适用，利润丰厚的时代已不复返，微利、平稳发展是以后的经营之道。

天然气产业链上的上、中、下游，还有一个融合发展的问题，产业链上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，包容、融合发展是硬道理。当然经济活动中难免有些分配不公之事随时发生，政府应该当好裁判，监管监督机制必须健全。